中宏網北京2月24日電 環球網日前發表中國人民大學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王義桅評論文章，研討西方國家對一帶一路戰略的偏見與隱患。

    與中國春節的喜慶氣氛相悖，西方似乎對“一帶一路”來了一波聯手反制：先是德國外長加布里爾在第54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宣稱中國利用“一帶一路”的投資宣揚與西方不同的價值觀體系，抨擊“一帶一路”不利于民主自由。同在慕安會上的法國總理菲利普對他表示支持，并稱歐洲“不能把新絲綢之路的規則交由中國制定”。最近又傳出來，美澳日印四國要聯手推出一項聯合地區基礎設施計劃，以取代“一帶一路”。究竟受了什么刺激，西方如此對待“一帶一路”呢？

　　彌補西式全球化和發展模式不足

　　西方對“一帶一路”的疑慮，背后是對中國發展模式的不理解、不認可，不能放棄自以為是的普世價值觀。中國模式是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的結合，核心是“有為政府+有效市場”，但最終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這給那些市場經濟未充分發展起來的國家走工業化道路，提供了全新選擇，解決了市場失靈、失位、失真這些西方鼓吹的自由市場經濟解決不了甚至不想解決的難題。

　　西方近年對自身發展模式本來就已不再自信，面對中國發展模式的競爭更顯焦慮，進而遷怒于“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閉幕聯合公報貿易部分遭歐洲幾個國家抵制而推遲發表并不得不改動，預示著中歐兩種全球化之爭：中國主張的發展導向全球化對歐洲主張的基于規則的全球化。

　　西方主流聲音認為中國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中國現在捍衛的WTO準則跟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已不一樣。歐洲人傾向于出臺更多規則，即“WTO+框架”。美國總統特朗普干脆對多邊規則就不感興趣，要重新談判規則。西歐認為風險在于“被夾在拒絕多邊主義的美國和傾向于維持現狀的中國之間”，擔心中國通過“16+1”機制與中東歐國家達成基礎設施協議，可能違反歐洲采購原則，因此要推動中國加入WTO政府采購雙多邊協議，要對中國企業投資歐洲設限，防止后者通過并購“竊取”歐洲核心技術，甚至威脅要對中國企業征稅。它們的共同點就是認為片面強調自由貿易已經不合時宜，還要強調公平貿易。因此，盡管中國一再強調“一帶一路”遵循國際規則，西方仍有一些人不買賬。誰的規則，老規則還是新規則？這是國際規則之爭。背后折射的不只是全球化的權益分配問題，同時事關國際競爭力和未來主導權之爭，這些都集中在發展模式較量上。

　　其實，從來就沒有純粹的中國模式。正如馬克思主義是從西方學來的一樣，中國模式是學習、借鑒但又實現本土化、超越西方模式的結果，既折射了西方的成功，又努力規避著它的局限。如果西方做得那么好，真有普世價值，哪還有中國什么機會呢？以“一帶一路”為代表的中國發展理念與模式，正在彌補西式全球化和西方發展模式的不足。作為老師，西方應感欣慰才對！

　　刺激西方投資證明“一帶一路”正確

　　對“一帶一路”的質疑，正反映了西方社會不認可、不看好中國發展模式及其國際推廣。將“一帶一路”看作中國試圖改變現有地區和國際秩序、獲得地區和全球主導權的國家戰略，即中國試圖改寫國際規則，完全是將自身國際影響力的下滑遷怒于中國。中國崛起及“一帶一路”的高歌猛進，讓西方民粹主義找到了轉移視線、轉嫁矛盾的靶子。指責中國，從“一帶一路”開始。

　　與西方態度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和非核心西方國家普遍歡迎“一帶一路”，希望搭上中國發展的快車、便車。在此過程中，中方從來沒有、也不會尋求建立一國主導的規則。如果說“一帶一路”改變了什么，就是推動全球化朝著開放、包容、均衡、普惠、可持續的方向發展。“一帶一路”著眼于歐亞地區的互聯互通，著眼于陸海聯通，是對傳統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的揚棄。“一帶一路”讓沿線國家的老百姓有更多的參與感、獲得感和幸福感，可以說是老百姓版本的全球化，是更開放、包容的全球化，這與通過跨國公司或少數利益集團把整個世界變成投資場所的全球化有著本質不同。這大概是讓西方有些人不安的原因吧。

　　當然，西方反對“一帶一路”者并非我們的敵人，“一帶一路”建設是舉中國方案，踐大道之行，需要爭取西方發達國家參與。西方希望參與制定相關規則，確保中國遵守西方在全球投資、貿易、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設定的人權、勞工、環保等標準，進而從內部影響“一帶一路”規則制定和標準選擇，因此，“一帶一路”從概念股到績優股、眾籌股轉換之后可以平緩低調操作，但造勢階段無法不高調，惹西方反彈也屬正常。

　　再者說，刺激西方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就證明“一帶一路”在引領國際合作新方向。對于美澳日印搞基建或投資非洲、中東歐，我們不僅不反對反而歡迎，歡迎它們共同造勢，引領全球化從新自由主義主導向基礎設施與民生推動的發展導向轉變。西方從規則導向全球化轉向發展導向全球化，本身就證明“一帶一路”的正確。

　　西方不能再犯錯了

　　西方發達國家對“一帶一路”的質疑聲，比如債務問題、標準問題、地緣政治、透明度、公開采購等，集中反映了它們對中國發展模式的方式、成效的質疑。只有當它們最終認識到中國模式具有普適性時，這些質疑才可能消失，但這個過程并不容易，因為它意味著對發達國家所標榜的普世價值的致命沖擊。

　　即便如此，“一帶一路”倡議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進而推動各國相互理解、尊重、信任，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數年前，歐洲著名人文學者艾科去世前曾感慨：歐洲錯過18世紀“中國熱”時建立與中國平等伙伴關系的歷史機遇，再也不能犯錯了。現在的西方就面臨這樣的選擇，它不應錯失“一帶一路”這個東西大同、南北互鑒的歷史機遇，這很可能是最后的機遇了。